一、关于经历
费：想到过当作家吗？
王：当然。每个读中文系的都做过作家梦。整理旧箱子的时候常翻出些在华东师大当学生时的手稿，大多有头没尾，有些写了十几万字，最后还是“流产”了。
费：想写和写得出毕竟差着一大截。
王：对。我到38岁了才发表处女作。那是一个短篇小说，登在江西的《南苑》上。年终时还给了一个优秀奖。谢谢他们，否则说不定没信心写下去。
费：我记得你搞过一段时间儿童文学。
王：是的。写过童话、小说、还有理论，山东的明天出版社还给我出过集子呢！
费：怎么会去搞儿童文学？与职业有关？
王：不错。从江西调回上海，我一直在成人高校任教，对象大多是中小学教师。我自己也当过中学教师，对孩子们比较了解。
费：说到江西，我看你的《阿贞》里有不少有关那里的情节。
王：我在江西呆了二年，教书；这以前在哈尔滨六年，习惯了葱蘸大酱，还有窝窝头高粱米饭。在“上海女性”系列之后，我写过一个中篇《没有结尾的故事》，刊于《时代文学》91年第5期，不少素材都来自东北的生活。
费：我读过《没有结尾的故事》。朱莲与白荷的经历，给我一个印象：我以为这是一篇迥然有异于“上海女性”系列的作品。你大概想说明一些存在主义的道理吧？
王：属于什么主义，我未必很明确，但我想：人在世界上，首先要取得生存权。社会是每个人背后深不可测的背景，你只有沿着有路的方向走。朱莲与白荷，前者保卫了自我的本质，后者顺应了存在的规律，于是一个被吞没，一个获得了空间。其实这个思想，在“上海女性”系列里也不是没有流露的。
费：上海人的生存本领很高，会算计，会经营，会避让，会计较，会拼搏，也会妥协。我觉得你的“上海女性”的后两部《阿贞》和《阿惠》在这方面表现得很强烈。
王：有点对，但也不完全是。写上海人的上海人很多，每一个都想写出自己的特点。我首先强调的是真实和历史感。在几千年文明史中只占有七百年历史的上海，为什么能发展成第一大都市？上海人的地域性格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其性格的内核究竟是什么？我对这些问题饶有兴趣。我写上海人，写上海女性，就是想以一个个真实的文学故事，尽量多方位地描绘出上海和上海人的总貌来。我相信好的小说，会胜过某些历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