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了纯粹的国立最高学府。这一变化，既减少了朝廷对中央官学的行政管理层次，又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可谓一举两得。
在洪武八年至二十六年，并设南京国子监和中都国子监。永乐元年后，则形成南、北两京国子监并立的体制，且终阴再未发生变化。
在大阴永乐二十年，两监在监监生高达一万五千余人。在大阴成化元年，更是高达一万九千余人；其规模之大在古代也是少有的。
阴朝官办儒学教育体系也是空前完备。在洪武十六年，朝廷确立了各府、州、县学分别按照一定额数和标准向中央举贡生员并经“廷试”中式后入国子监肄业的制度，因是按年而贡，故称“岁贡”。
也因此，府、州、县学生员成为国子监生最主要的来源。这不仅改变了阴朝以前国子生主要来源于官宦子弟的局面，而且，也把地方儒学和中央国子监教育在制度上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空前稳定和严整的官办儒学教育体系。
更重要的是，阴朝确立了官办教育以科举为轴心的基本格局。同样是在太祖时期，阴廷就已确立了中央国子监和地方府、州、县学从教学目的到教学内容都主要围绕科举考试进行的基本格局。
比如规定国子监生可直接参加京府乡试，洪武十七年，监生多有中京闱者，太祖即令礼部“出榜”，于其“原籍去处张挂，著他乡里知道”，以“光显他父母”！
次年“会试，国子生多在前列，上大喜；二十一年三月殿试，上以监生任亨泰廷对第一，召祭酒宋讷褒谕之，命撰《进士题名记》，立碑于监门”，由此，进士题名碑相继不绝。
如此高规格的表彰和激励，再加进士优越的出路，自然就把国子监教育引导以科举考试为轴心的轨道上来。洪武二十六年，朝廷又规定以各府、州、县学生员考中举人的多少作为考核其教官称职于否的主要依据，更是以硬性的制度手段把府、州、县学教育限定在科举附庸的地位。
除此之外，还确立了监生入仕制度。选拔太学生或国子生之优异者直接入仕，自汉以来，代不乏例，宋徽宗还曾一度以太学上舍生入仕完全取代科举考试。
但总体说来，阴代之前，国子生并未获得当然的入仕资格，由学校直接入仕在整个官员队伍中还是少量的。而到阴代，监生入仕则成为常例，也即监生只要按规定完成了肄业和历事，就可获得选官的资格。
通阴一代，包括举监、贡监、例监和荫监在内的各类监生成为朝廷选官的最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