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妈妈出门上班之后，吴伦可以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 她既是独自一个人，又不是。她不能出门，不能上班，更不愿意和老家的朋友联系，于是便一天天地在家坐着，握着遥控器盯着屏幕，一个个地切换频道，却很少在任何一个频道上驻留。 说孤单吧，倒不孤单。往窗外一看，她就能看见楼下那个现搭起来的简易“岗亭”，里面总有两个男人盯着她住的这一栋楼；时不时地，其中一个还会上来敲门，确认一下吴伦是否真的在家。 每一天在临走时，妈妈都会把门反锁上——不是为了叫吴伦出不去，没有这道锁她也出不去——而是为了让外面的人进不来。她必须得出去上班，要把女儿独自留给几个说不清身份的、一看就像不正经闲汉似的男人，哪个做妈的也不可能放心。 妈妈对于吴伦被软禁的抗议，就像是一股细风吹上了高山，连一丝回响也得不到。她是一个很温柔的女人，她舍不得埋怨已经精神萎靡的女儿，很快就认了命，自己调整出了一副新常态，来应对她对其毫无把控权的生活。 这一天送妈妈出门时，吴伦又瞧见了对门邻居家的叔叔。 她们母女二人在这栋楼里住了十几年，就和常叔一家对门了十几年。 “常叔，上班啊？”吴伦朝他打了一声招呼，他面无表情地“嗯”了一声，眼睛都没有在她身上停留。她被软禁的事，整个小区都知道了，除了个别千方百计要关心她的，其他人都像是忽然不认识她了一样——哪怕是对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常叔一家。 “你自己小心点。”她妈妈眼看着常叔头也不回地下了楼梯，默默挪开目光，对她说：“对了，我今天中午会买菜回来，我们一起吃午饭，你就不用随便凑合了。” 吴伦一怔，忽然想起来，今天是她父母的结婚纪念日。“知道了，”她从门后递给妈妈一把雨伞，说：“天气预报好像要下雨，你带着以防万一吧。” 妈妈上了年纪了，接过雨伞时的那一只手上，骨节皮肤都显得又糙又厚，堆积在一起。早在好几年前，把白发根染黑，就成了和修剪指甲一样必须时常做的维护工作；最近在她的疲态之中，又多了几分隐约的、仿佛时刻害怕被欺负似的提心吊胆。 吴伦关上木门，听着妈妈将防盗门门锁反锁上，慢慢滑向地板，靠着门坐了好一会儿。她觉得自己似乎重新变成了一个小孩，面对着一个突然陌生的世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等她跑回妈妈身边，寻求安慰、寻求庇护的时候，一抬头却发现妈妈已经老了。 人活着啊，只有到了遇见事的时候，才知道自己不是蜗牛，是蛞蝓，没有壳。 她走回沙发上，觉得房子里静得怕人，不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