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上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仅一碗泡饭半块乳腐下肚就两目炯炯有神地去挤水泄不通的公共汽车，力争不迟到不扣奖金不影响建设举世闻名的大上海。上海人的自我价值观特别强，所以上海人尤富活力，上海人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机会，以促成自身的发达和扩展，君不见多少个前几年刚刚千辛万苦杀回老家来的“插兄插妹”，如今竟又组成了飘洋过海涌向外邦的滚滚洪流！上海人是开拓型的，不是保守型的；上海人是睿智型的，不是愚钝型的；上海人不穿长袍马褂，西服一上身就可体合身！
每每想到这一切，或者说是有人有事有环境氛围触发了我这样一些思索，我便失却了居高临下的冷静，隐退了许多不满和愤懑，手中锐利的解剖刀刹那间化为一把爱恋的红豆。我会忘乎所以地投入自己的情感，心中充满了对“上海人”的挚爱、宽容、同情和骄傲。《阿花》是我在异国他乡调动起了这种情感写成的，《阿贞》和《阿惠》，虽作成于本国本地“庐山之中”，执笔时也同样是把自己溶入了“永安弄”的芸芸众生里，同爱同喜同憎同悲，到后来竞有点分不清我是“上海女性”中的哪一个，哪一个“上海女性”才是我了。
强烈的情感投入使我过于偏爱了我自己笔下的上海老乡们。我赞赏阿花的义胆侠肠，钦佩陆宝宝的真心痴情，对木讷迂拙却不失其正直善良的棋痴洪剑春满怀怜惜之情（《阿花》）；我细细叙写了阿贞如何被命运无情地抛入贫穷与屈辱的深渊，读者一定看得出我无非是为她在不正常年代采取不正当手段与命运抗争作道义上的辩护（《阿贞》）；我对年青的阿惠尤其宽容：在并不避讳地描述了她那有悖于传统观念传统道德的言行举止的同时，我把她寻找自身价值的整个奋斗过程奉献给读者，我相信这正是需要人们“瞧一瞧光，注意它的美”的地方（《阿惠》）。即使是对于夺人所爱的郭平（《阿花》）、终生奉行拜金主义的李立立（《阿贞》）、粗俗淫荡的马博才（《阿贞》），只要在他们的人性中尚留一丝真和善，我也必不疏漏，叙而写之，不愿为构建诱人的冲突矛盾而遮掩他们身上的光点。
这有没有“美化”之嫌？有没有“拔高”之弊？我很忐忑。
但是我始终信奉一句名言：“咒骂黑暗，不如点亮一支蜡烛。”
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