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上厕所时常忘了带手纸以致要高呼儿子补送，但从未忘带了一册书或一本字典。他外出开会既不喜“串门”闲聊，也常常不知好歹地逃避时下各类会议必设之“游览”议程，将那侃大山和“学习参观”的时间省下来读资料作摘记甚至写作，以完成他在动身之前就已计划好了的任务。有一年学校里安排他去杭州玉屏山休养，他欣然前往了，只是手提箱里塞进了一叠沉甸甸的文稿纸，空白的。一周“休养”结束，他拎回的稿纸上已密密麻麻布满了字，近五万，后来便成了他那本在国内填补了空白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选读》中的几章。
他只有一个嗜好：钓鱼。这自然跟他幼时生活于曹娥江边有关。他说他现在做梦常做到在钓鱼。可是当学校的钓鱼协会前来约请他时，他又每每谢绝。他没空。他欠了太多的文债，案头的约稿催稿信厚厚一大叠。他不得不收心敛性地拒绝了那“第一诱惑”。
从小酷爱的钓鱼现在诱惑不了他，那就更别提什么“下海”去赶这个风冲那个浪弄什么潮了。从他四十岁那年被公派出国去搏取硕士学位那年起，他便心如古井只是牢牢地守住了那个挖掘外国文学之泉眼的领地，从此不惑。澳大利亚的友人热情地挽留他，悉尼的美丽风光和优裕条件招引他，他却毫不犹豫地返回了他那一家四口十余平方米的小屋，领取那时一月数十元人民币的工资，开始了每天伏案到深夜开拓国内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处女地的艰苦劳作。数年之后澳大利亚政府邀请他去访问，他携妻同往，依然是如期返回，双双去双双归，尽管其时正是“陪读”、“留守”等新潮词语创造并风靡之时。他并非没有经营管理才能，担任系主任那几年，为“创收”在谈判桌上很善于有理有利有节，到他累吐了血不得不离任时，还为下一任留下了数万元的存款。可是，到了“文人下海”和“教授摆摊”被某些传媒当作领导世界新潮流的新观念大作宣传时，他却不为所动，一面主编着几套进展缓慢、为精益求精而改了又改的教材，一面开始了重译《简·爱》的艰巨工程。
他很满意再没有了十年内乱时的干扰，惟愿经过自己的努力，将他已经成就了三百万字的成就再扩大，将那已经开垦了的研究领地再周延再深挖。他正在着手撰写《澳大利亚文学史》。他的《英国散文选》刚刚出版，前辈王佐良先生对他编选之精要和评析之得当赞赏备至。他大受鼓舞，打算作修订作扩展，使莘莘学子在掌握这门世界语言时不再停留在口语和语法入门的阶段而进入能欣赏英文驾驭英文的高品位。他的供全国高等师范院校专业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