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刚从本校外语系毕业，因为品学兼优留下来当了助教。他二十刚出头，圆溜溜的脸非但没什么棱角而且难觅须胡，一副黄色的塑料圆框眼镜，架在不高的鼻梁上，满面透出学生的斯文。坐在教室里的我们比他小不了几岁。有几个女学生吃吃地笑着，因为看见了他未开口先红脸的窘相，还有那攥着课本的手背上的几颗紫色的冻疮。
不久大家相熟了，知道那些冻疮是他一个寒假独居宿舍苦读和笔耕的结果。他向我们借去了几门主课的课堂笔记，开始了中文专业的系统自学工程。再不久，我们在《文汇报》上读到了他对《格列佛游记》的讽刺艺术的评论文章。
他的文学功底本来就扎实。他是浙江山区人，从村到镇到县到市，一步步一级级地考了出来，有点像当红电影《秋菊打官司》里的巩俐似的。他那家乡傍着唐诗宋词常常提及的曹娥江剡溪，倚着留下许多名人足迹的会稽山脉，非但山清水秀，而且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而足。中学时代他有幸遇上了一些好老师，那位语文老师尤其出色，名叫林世堂，五十年代时出版过一本《中国语法入门》，在浙江教育界很有名气。后来那林老师在一次“运动”中被错划了，据说很要紧的一条罪状是，他某天豪情满怀地对课堂里几十个从山沟里考了出来的原本是放牛娃的高中生说，听着，我教出来的学生，将来不穿草鞋，要穿皮鞋！
林老师至今健在。老态龙钟但依然思维敏捷，善饮绍酒。他的学生之一，本文速写之主人公黄源深，如今已是全国知名的英语语言文学教授、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专家，临近春节时返乡探亲，特意前去拜见了自己的文学启蒙老师，穿着擦得锃亮的软皮皮鞋。
黄源深已年过半百。当年的娃娃圆脸已潜移默化成四方形，额头起皱，眼袋下垂，青黑的须根中央杂着点点银白。冻疮是早就不生了。他的妻是当年吃吃笑着的几个女学生中的一个，每逢他三九天里离家出差，总往他的行囊中塞一个热水袋，让他日里焐手夜间暖脚。但冻疮虽绝迹，才五十出头的人，背却有点驼了，近年之体检结果更是不妙：身上毛病很多。
他的妻最清楚他何以这么早这么快地迈向了老年。他在那场白白耗去了他十年最灿烂年华的“内乱”结束之后，恨不能将每个二十四小时都当作四十八、七十二个小时来用，他在他那领域里走得实在太快、太急、太疲累了。他几乎每天都要在迷蒙的台灯下工作到深夜，很少在十一点前上床睡觉。他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但嗜书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