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中各个阶层忙碌筹备佳节的热闹氛围，深居大内宫中的圣人自是无从感受，不过他本身也有自己需要忙碌的事情。
这一次的探花宴由朝廷负责筹办，也是今年科举的一个创新。朝廷有什么新政实施，自然也有着深刻的政治意义。举办探花宴，就是表示对科举选人们的更加重视。
后世科举延行千数年，且历朝历代都有加强，这也就给人造成一种理所当然的感觉，给人造成一种科举一出、选法分明的印象。但其实这样的看法也有一种就结果反推过程的偏颇，科举之所以成为封建王朝最主要的选人法，也是有着一个悠长的渐变过程。
相对于察举制，科举的优越性毋须多说。但科举与察举，还是有着一段并行的过程，察举也并非在科举出现后便即刻消亡。毕竟察举代表着世家大族的利益，而这些人无论在隋还是在唐，都有着不弱的影响力。
虽然初唐时已经有薛元超以不能获得进士出身为人生大憾，但哪怕到了中唐时，还有名相李德裕抵触科举，乃至于发生了新旧势力互相倾轧的牛李党争。且抛开哪一种势力更加进步，单就实际的功业与私德方面，牛党中的牛僧孺与白敏中都要远逊于李德裕这个守旧派的代表。
唐代的科举与后世最大的不同，并不在于糊名与否，而在于科举与选官是两个独立的程序。科举及第之后，仅仅只是获得了一个出身，一个选人的资格，想要真正的担任官职，仍然需要继续通过吏部的铨选。
在唐代、特别是初唐时期，想要获得选人出身，方式不只有科举一种。甚至在很长时间内，科举都不是获取新选人的主流方式。
诸如姚元崇，其之所以获得选人出身，是因为担任了李潼他大爹孝敬皇帝的挽郎。宗室及其亲眷举办丧礼的时候挑选挽郎，基本是从世家勋贵当中挑选年轻俊彦，相关礼事结束之后，自动获得选人资格，只需守选数年，便能参与吏部铨选。
除了挽郎之外，太庙还有斋郎一百一十员，斋郎逐年考核，年满之后同样获得选人资格，守选结束后同样可以参加铨选。
当然，最重要的官人增补途径还是门荫入仕以及品子宿卫。五品以上可以荫子一员，凡在品官员，子弟都可入参亲勋翊三府宿卫。大唐内外官员将近两万，能够享受到相关荫泽福利的，起码也有数千。
相对于其他各种获取选人出身的途径，科举每年所取不足两百人，且多数名额都被两京学馆所占有。因此科举在大唐初期的官人补充，并不占据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