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泛论道德。以大义遮蔽小罪，目律令为私器，实在枉为刑吏，窃食禄米，不能矫正人事！”
对于徐有功这个人，李潼本来印象不错，武周一朝酷吏横行，在这样的司法环境下，徐有功还能守住底线，不因刑逞威，可谓一股清流。也正因此，史论评价往往将其摆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的对面，作为一个刚正不阿的法官代表。
但在这件事情上，李潼就有些不能认同徐有功的做法。倒不是其人所言没有道理，而是这番议论已经超出了其人职权范围，大环境再怎么不好，也不是有罪者免于刑罚的理由。
姚元崇闻言后便点头道：“参案之司刑少卿杜景俭也如殿下所论，深查罪因与严惩罪实并不相悖，力主有事则查，有罪则惩。至今所引涉案罪官十几员数，其中不乏远任外州者，畿内罪民几十户，即便主犯身死，也要量刑抄没家资……”
李潼闻言后便点点头，武周天授年间的司刑官员，通常以徐、杜并称，以对应酷吏中的代表人物来俊臣与侯思止。但无论是个人的才器水平，还是所达到的成就，杜景俭都要远超徐有功。
杜景俭在武周一朝两度拜相，其人才器并不只局限于刑事。
徐有功一生则只在刑事之中浮浮沉沉，之所以名气还要大于杜景俭，主要是做对了一件事，那就是在长寿年间的风波中保住了窦氏一家性命。以至于到了开元年间，窦氏长子窦希瑊还上书要将自己的官职转授给徐有功之子以答谢旧恩。
心中略作人物臧否，李潼又问道：“案情既然已经清晰，鉴于此情，兵部夏官可有什么革除旧弊的计略？”
姚元崇闻言后便沉声道：“尚方监之所以长久积罪失职，一者在于国用日短、度支困蹇。二者在于职事繁多，失于调度。有关前者，朝中功士俱参漕济事宜，一旦利好大收，自能转济百司。后者则是国计军事积年有改，这就需要量权分授了。”
朝廷财政逐年恶劣，诸司需用都受困扰，这一点倒不需要多说。只是听到姚元崇所言后一条，李潼不免眼前一亮，暗赞姚元崇不愧有救时宰相之称，对问题的认识很深刻，能够直指核心。
尚方监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乱象，往小了说是在用度不足的情况下，任事官员们搞一些违法操作。往大了说就是随着世道发展，特别是内外军事情况的改变，朝廷在有关制度方面并没有做到与时俱进，已经严重滞后于现状。
国初所奉行的府兵制，府户们且耕且战，兼领番上宿卫，相当一部分军器都需要自己筹备，余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