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也能略知故态如何。朝廷财政度支艰难已经不是短时的问题，百司也因此用事困蹇。
如唐修忠所任职的都水监，此前为了创收也是无所不用其极，最主要手段就是盯住京畿内外漕渠，抓住每一条往来的民船进行盘剥，或者就是搜索乡野，抓捕一些偷偷进行渔猎的乡人。即便如此，竟年所收仍然有限，反而恶名昭著，被人指骂作抄钱水鬼。
漕运改革开始后，都水监权重一时，作为联结各部门的关键衙署，需要入衙处理的人事陡增，衙中属官们也因此待遇得到极大的改善。
特别一些俸料都无从保证、动辄拖欠数月之久的卑品与流外官员们，用度饥荒得到极大改善，对各项漕事的改革更是热情十足。私下论起推动这一切改变的代王殿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听到唐修忠一番讲述，李潼也颇有几分自豪。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往年他只是专注于改善自身的处境，如今总算拥有了能够推动一些人事的能力，也愿意见到有人因此而受惠。
“我也只是袖手论事，漕事改革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在于丈人此类真正用事者。往年时局混沌，少有人能专心于事，荷大用小，难免诸事荒废。”
其实在天宝以前，朝廷中枢结构本身没有太大问题，大凡政治清明、用人得宜，世道都能保持一个蒸蒸日上的势头。甚至到了武周后期李武合流的政治路线确立后，内政、民生便也进入了一个平稳的恢复期，给开元盛世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李潼所推动的漕事改革，本身也并没有什么超出时代的先进理念，核心思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朝廷自减负重而授事于民。既然人心浮躁、不能专心于事，那也无谓强揽太多，将事务拆分、引入民力，共同营造。
类似新潭这样的畿内漕运枢纽，朝廷虽然掌握在手里，但却并不能完全发挥出其潜力，事务分散于诸司案头，既不能协同合作，也得不到足够重视。那么不妨让渡出去，让更渴于此的民众们进行发挥利用。
当然，这样的事权弊病并不在于朝廷本身结构，而在于残酷的政治斗争影响了事务的正常进行。
朝廷也不是没有相关的人才，但身在高位者如近来补入政事堂的杨再思、豆卢钦望、武三思之流，他们之所以能够上位，在于各方势力的权衡而不在于本身的能力。
真正有着行政才能的如狄仁杰之流，却因为权斗的缘故不得不遭受冷遇，就事闲司，无从施展其才力。
当然，有关漕运改革也并非尽是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