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批示：“全部照计划进行。”因为我写计划书时，用的是洋纸印的原稿纸，因此在第二部分的编纂计划上还有一个眉批：“以后印书一律使用土纸。”这或许是对于我使用洋纸原稿纸的警告吧？
就这样，计划得到批准，工作也就无可延宕，而且顺理成章地落到三厅的肩头上来了。
二、特别召见
关于“七七”周年纪念的筹备，我们采取的依然是“办而不包”的办法，把官方的党政军各机关和民间团体都邀请了来。但这一次的陈诚，惩于前一次扩大宣传周的过火，却不肯多出钱。前一次他慷慨地批拨了一万，这次却只肯出三千（这数目我记不清楚，恐怕比这还要少）。假如不够，要我们叫其他的机关和团体凑集，这事情自然是很难办的。
正在筹备开始的时候，有一天上午，突然接到侍从室的电话，说：委员长召见，要我立刻就去。
这一特殊方式的召见使我诧异了。平常的“召见”大抵是在两三天前由交际处来一通知，通知时日，届时前往应召。那样的时候，人数大抵多，你必须在侧室里等候，挨到轮次，再被点呼入内。
为什么要单独召见我呢？我实在诧惊得很：是不是他得到什么情报，认为我闹出了岔子呢？
我赶到了湖北省**，立即被引进了客厅，使我出乎意外的，召见我的人已经坐在里面等着了。
他起来，握了手，和我寒暄了一下，要我坐在他的旁边。他开始说话了。
“你所拟的，唵，关于‘七七’纪念的办法，我看是，很周到，唵，很周到。近来是不是已经开始筹备？”
我把筹备已经开始的情形报告了他。
“辞修给了你多少钱？”
陈诚那时又兼任着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为了布置防御工事，已经到阳新的长官司令部去了。
我又照实数告诉了他。
“哦，那太少了，那太少了！唵，你看，唵，要多少钱才够用？”
“这很难说的，钱多多办，钱少少办，实在说不出一个标准来。”我这样回答了。
“不妨盛大一点啦，前一次台儿庄的时候，你们用了多少钱？”
“那时辞修给的是一万。”
“那么这样吧。”他拿起茶几上的一支粗大的红蓝铅笔准备要在签条上写，“一万五千块钱，可够吧？唵？”
“假如连《年鉴》的印刷费也加进去，那恐怕就不够。”
“不，《年鉴》到出版时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