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夏天的一个上午，陈汉生正准备出门照相，一个骑着永久牌自行车的邮递员突然从那条小路往这边飞来，并提高向陈汉生打了个手示，提示他有信件来。
已经当了几年业余作者的陈汉生，一心想要成为作家的陈汉生，赶紧站住，并显得有些激动。尽管他多少次的对外投稿，大多石沉大海，或者即使收到某个编辑的热心回复，也大多是同样的铅印字样：来稿经商议不用，感谢你对本刊的支持。痴心不死的陈汉生，在看信后虽然有过短暂的沮丧，甚至有一种强烈的挫败感，但很快他就恢复了先前的那种似乎永远也扑灭不息的坚定意志和如做白日梦的期待。
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信件的那一刻，陈汉生不忘对那个邮递员回应了一个既是礼貌也带有感激的笑脸，然后才拿眼去看那封信。
让陈汉生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收到的，不是任何一个杂志社的回复，而是来自县文化馆的一封信。看到文化馆那三个字，陈汉生的心情依然照样激动。在这之前，陈汉生就曾听文化馆的游老师向他吐露过，说各乡镇文化站正在整顿，他所在的公社文化站有可能要招人。这位热心的游老师的原本用意是既告诉他这样一个好消息，又暗示他要主动去活动一下，争取一下这个名额。在全县的业余作者中，陈汉生是一个写作最勤奋的业余作者，他不仅几乎天天在写，而且常常步行几十里路送稿子到文化馆来让他看。陈汉生的行为，多次让他感动，也让他开始留心关注。作为过来人的游老师，他当然能够体谅到陈汉生搞业余创作的艰难，因此他除了关注他的创作，还一直在暗中为他争取机会，但他究竟只是一个辅导老师，只能争取，没有决定权，因此也只能对陈汉生传达这样一个意思，并暗示陈汉生自己也要努力去争取这个机会。
可天真的陈汉生却只以为老师告诉他这样一个信息，就是暗示他有可能被公社文化站选用。
陈汉生在打开那封信的时候，脑子里已经想入非非，并感觉到自己突然摇身一变，不再是一个靠照相而自谋生路的求生者，而是一个文化站的工作人员。那样，他不仅能够一下子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还能够名正言顺地去进行自己想要追求的文学创作。当然，更重要的不只是这些，还有他一直面临的家庭压力。作为一个已经生有两个孩子的父亲，尽管他已经以照相为业，挑起了家庭重担，但一直坚持不放的文学创作，却被家人视为在做无用功，甚至就是不务正业。就连最爱他的祖母，也对他这个行为极端不满，多次唠叨让他放下。父亲虽然知道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