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她说长沙周南女子中学要进步得多，那里面有新思想。于是母亲自己把我送到长沙，把我托付给她的一个旧同学陶斯咏先生了。一年半以后，我母亲又放手让我随王剑虹到上海去，也基于这种思想，她要使我找着一条改革中国社会的路。后来她自己也找到了这条路，她完全同意我，我们不只是母女关系，我们是同志，是知己。从那时离开她二十多年，我都在外奔波，她从没有后悔，而且向往着我的事业，支持我。我的母亲呵！你现在生活怎样？我们被反动者们封锁了隔绝了，你无依无靠，但是你会挣扎的，你的生命力是坚强的。中国今天已经有了和平民主的曙光，中国的道路和我的道路都已经很明白的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了。这二十多年的革命历史，多少先烈在前面牺牲了，他们的血，和我们的奋斗不是白费的。母亲呵！你愉快吧！祝福你健康的活在人间，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再见的。母亲！
进了周南之后，幸运的是我那一班的国文教员陈启明先生是全校最进步的人物。我们那时把他看成一个神圣的人物。他是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学生，同当时即在湖南有名的毛**同志是同学。他订了许多外边的杂志报纸，他在那些文章上用朱笔画上圈交给我们读，读不懂他便讲解。很多《新青年》上的文章成了教材。我们同学大部分都不大注意别的功课，欢喜谈论问题，反对封建制度成为那时主要的课题。我在这种空气中，自然也就变得多所思虑了，而且也有勇气和一切旧礼教去搏斗。当我再回到家里的时候，首先我废除了那些虚伪繁琐的礼节，公开指斥那些腐化生活，跟着也得着我母亲的帮助把婚约解除了。大家都认为我是大逆不道，都责备我母亲对我的放任，可是我是多么骄傲。陈启明不只在思想上替我种下某些社会革命的种子，而且是多么鼓励我从事文学。在没有进周南以前，当我还在小学的时候，我便读过很多的小说，可是我的作文总不十分好。因为是用文言作文，有时还要我作四六文呢。陈启明介绍我读了许多新小说，新诗，我那时即读胡适的文章、诗、他的翻译小说，读康白情的诗，读秋瑾的《秋风秋雨愁煞人》，《最后一课》、《二渔夫》等是我最喜欢的。当然那故事的情调，写普法战争，法国感到快要亡国的痛苦，是深合于那时我们的情绪的。于是我便学着写，写诗，写散文，还写过一篇小说，有两首小诗刊载在陈启明等编辑的《湘江日报》上。这些东西当然是非常幼稚，算不得什么写作，不过却培养了我的文学兴趣，使后来我在社会上四处碰壁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会想起用一枝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