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四人中唯有我有幸去过一次山东老家。那年我刚满五岁。我记得了许多事。下了火车下了汽车还要走许多路。山很高，沟很深，而路上总是只有爹和我两个。老家的一位姐姐辫子又粗又长，而且是梳成一大根的，我伏在她背上去很远的地方看戏时，这根大辫子就总在我的怀里。黄米做成的粘糕很好吃，柿饼外面的那层白粉却太涩嘴。也有小朋友，也有小姑娘，圆圆的脸红得很，从门背后探过头来盯住我看。惭愧的是，记住了许多人和事却没有记住爷爷的模样，他老人家不久后便过世了。
虽然如此，而且仅一次，但毕竟是回过老家面觐过父老乡亲们的了。我的三个弟弟，都未曾有过这样的回归缘份。他们好像也从来没有被卷入风行一时过的寻根热，对那片黄河下游的土地依依情深。但他们都跟我一样，很忠诚地在每次填写各类表格时，于“籍贯”一栏上，书上“山东邹平”这四个大字。
在上海的一千多万人口中，像我们这样的“山东人”、“浙江人”、“广东人”、“江苏人”……究竟有多少？我从未见到过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我曾读过一本关于上海社会的书，那上面说，一百年前上海人口不到一百万，五十年前增至三百万，而如今则接近一千五百万之数了。这么多的上海人从哪里来的？很理论化的书告诉我们说，靠“机械增长”和“自然增长”。机械者，指外乡移民，我爹属此；自然者，指出生于本市的，我和我的弟弟们是也。所谓“上海人”，其实大多是移民，或者是移民的后代！
所以在上海滩上，你要是向某一位满口上海白话的人发问：“你是哪里人？”那是很难得到“我是上海人”的回答的。
所以我的所有的熟人都知道我是山东人。
三
我脱不了浸透了我全身的山东人脾气。
小时候我常打架。楼下只要传来弟弟凄惨的呼喊：“阿姐呀——”我便一步跃下两三级扶梯往弄堂里冲去。我的三个弟弟中两个有病，我有责任。直到那个没病的成长到可以接我的班了，我才恢复我的女儿本相。后来常常听人夸奖我，说我坐在角落里不吭声不动弹专心地听着别人或是专注地想着自己的时候，样子是十分地文静温顺的。他们自然没见识过我打架时一意拼命的齐鲁本相。
我嗜咸，嗜辣，爱吃面食，对生大蒜、生大葱饶有兴趣。我不怕别一种祖籍的上海人的嫌憎。即使明天要上台讲课，要与人促膝谈心，要去参加个舞会，头天晚上若有饺子，韭菜馅的，我照吃不误。
其实，每一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