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么多杰出的男性作家对女性问题表现出极大热情并且终于写出了他们的成名作、代表作、乃至于传世杰作之原因所在。
三
我曾在一些报刊上说明过我对女性问题思考的结果。我以为：一、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积淀，造成了女性所经受的磨难甚过于男子的历史和现状；其二，愈是杰出的女子，包括真诚的、善良的、美好的、才干超群的等等，她所面临的逼迫就愈多、挑战就愈烈、压力就愈重；其三，女性只有在与其悲剧命运作不屈的抗争中，才能充分露出她所拥有的真善美。
我的这些认识，通过我对众多的女性形象的描绘，已经鲜明地显现了出来。在总题为“上海女性系列”的三部曲之首《阿花》中，我写了三名与同一个男人有感情纠葛的女子：无论是粗率的阿花，还是聪颖的陆宝宝，还是柔顺的金梦旦，她们都拥有着一颗痴心、一片真情，最终则都在悲剧命运降临于自身的过程中保护了乃至成就了自己所爱的人。《阿贞》和《阿惠》侧重于表现优秀女性对命运的抗争，曾有人批评我为过于强化理想化了，我却至今不悔。我在生活中赞赏那些具有抗争意识的女性，我在阅读古今中外以女性为描绘对象的作品时，也特别钟爱那些不屈于命运拼死相争并且在抗争中方闪现出生命之火花的女性形象。我特别厌憎站在那一半世界而把这一半世界当作赏心悦目的景观来津津有味地描绘细细致致地咀嚼的创作态度——这种态度，我以为是社会生活中的大男子主义在文学创作中的变异表现。当轮到我拿起笔来抒写我自身所属的这一半的世界时，我决不会抽去那以“抗争”为核心内容的灵魂和精髓，而仅只留下供世人享用的肉及皮囊。
四
一位男性文友，搞理论的，读了我的《女儿难》和《没有结尾的故事》后，很疑惑地问道：王晓玉，你是否有“仇男情结”？我愕然，请教他何以提出这怪问题。他于是就条分缕析了：首先，你笔下的女性都很正面，似乎是世间一切真善美的化身；其次，你笔下的男性却无论正角反角，在品性上和能力上乃至于性格上，都远不及那些女性，有的自私、有的懦弱、有的首鼠两端优柔寡断，有的卑琐低下粗陋淫荡，因此你的作品所展示的男性世界，竟远不及女性世界那么流光溢彩纯真美妙；最后，你常常情不自禁地在小说中夹杂一些对人生世事的评点，其中不乏女权主义的理论。等等等等。
对一个女性作家来说，安一顶“女权主义”的帽子是很容易的，而要驳斥类似我那位文友（他是我的很谈得来的朋友之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