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追忆上。追忆的重心落入了奇文奇事和奇才奇情，追忆者的目标就已经不再是为了那被追忆的人，而是为了证明和显示一下自己了——显示自己对那人之赏识，显示那份赏识中酽酽地透出的别具慧眼，显示那慧眼毕竟是有着看得见“皇帝的新衣”之功力！这一股力图在赞叹“新衣”之美轮美奂中博得智者声名的潜流，实在正是素以智者云集为自豪的文坛，竟在杀人血案发生之后的三个月中，可耻地现出了几无一人挺身而出说几句公道话的尴尬局面之症结所在！
文坛时不时地闹一场“皇帝的新衣”出来，其实由来已久，只不过那剧情常变、形式有异而已。记得“文革”时，上海地方权贵曾组织一帮笔杆子，弄出了一本叫做什么“作战史”的书来。这是一部无论在什么时候从什么角度看都是令人难以卒读的劣作，但是一经出笼，马上就有很多的人和很多的文章立了出来，很理论很义正辞严的鼓吹它的异彩，就好似皇帝的大臣们为皇帝的新衣喝彩一样。当然，人们可以以那时的特殊历史条件来为自己的违心之言作辩护，可是后来呢？后来发生于文坛的、如走马灯般地演出的一场又一场的“皇帝的新衣”，又该作何解说呢？并非有谁逼迫，却是文人自身的劣根性在作崇：常常是只要有人有那胆量和脸皮，猛不丁地张扬出一面前所未有过的大纛出来，马上就会震慑住了芸芸众生，至少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令很多的人处于只有腹诽而不得不噤声慎行的尴尬境地，以免因为不识“新衣”而受人小觑。听由他人强奸自己的意志，乃出于自身心理的威压，这比外部世界的逼迫更为凶险。其后果是，菲但老骗师尝得了甜头，花样百出地变本加厉，而且促生了新一代的小骗子，让那“皇帝的新衣”的故事，如同流行歌坛的红歌星般常换常新一茬又一茬地接续了下去。
出演“皇帝的新衣”一剧，大致说来需要三种角色：一是骗子。存心作恶的骗子，其目的不外乎骗取钱财和沽名钓誉。商场的骗子多为钱，文坛行骗则多为欺世盗名了——时下情况有所变化，骗得名利双收的已大有人在；二是蠢人。比如那位皇帝，他对自己的智力从根本上就没有信心，看不见“新衣”却真心地以为，盖在于自身太蠢，对“新衣”的存在从来也不敢怀疑——这在文坛表现为对集团式的大轰大嗡和假洋鬼子式的虚张声势之盲目从众和怯懦附丽；三是骗子的帮凶。那位明明什么也没看见却能阐释出“新衣”之富丽堂皇的殿前大臣便是。这是一种明明知晓自己面临着一个骗局，却因为不愿充当“出头椽子”而故意地昧了良心说瞎话假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