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回娘家。
这大概是女儿家的通病，尽管有一句“嫁出女儿泼出水”的成语，很让人寒心的。
我娘家在市中心很短很窄的一条小马路的一条很小很浅的弄堂内。两排低矮的三层砖木结构夹着一道宽不过四、五步的空间，南北两头有两个出口。也不知什么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南出口叫前弄堂，北出口叫后弄堂，老少子民竟没个会弄错的。
弄堂里有许多未成章法却代代相传的规矩。比如中秋月饼要吃杏花楼的，婚嫁照相一定要去“王开”。比如有人生病住进了仁济医院，风闻此事的邻居们会排了队轮流领用那每次只限两人入内的探视牌，拎了水果点心之类去问寒嘘暖。但各家门口的水龙头却很是神圣不可侵犯，即便刚登过便池的本弄居民也总是僵了几根手指头走回自己家门去冲洗，从不肯就近开人家的龙头涉了贪小之嫌。比如除夕夜家家都“守岁”，年初一户户都放鞭炮，任何禁令不起作用任何教训都不接受。比如弄内某翁姑享高寿无疾而终，其家人必得备大批碗碟以飨乡邻，很荣耀地充当一回赐福增寿于人的救世主；但人们别了逝者从火葬场回来，又务须在弄口跨越一个熊熊燃烧着的花圈，无论男女老幼，据说不作这么一次马戏式的腾跃动作便要染了晦气的。
这么多源远流长的规矩，哪些可称优秀传统，哪些要划归陈规陋俗，哪些算作民族特色，哪些当追溯为外来影响，哪些为国粹，哪些为洋场海派，我总觉得很难分得清楚。一地一处一村一弄堂的民俗民风人情世故，不是中药铺里的梗梗叶叶，可以一一放进某个抽斗里去，也不是落到批评家手里的某篇小说某首诗，大笔一挥便可纳入某个主义扫向某个流派的。
我从不敢小觑我娘家弄堂所拥有的那种市民文化。是非曲直一时难辨并不等于没有是非曲直。小弄堂里的小百姓一样握有大气而刚直的道德标尺。这杆标尺是弄堂文化的精髓内核。
“文革”期间，娘家弄堂里的许多人家都“窝藏”过从外地逃来的“牛鬼”或“走资派”。我曾见一位紧邻家来了一对夫妻，一住就是半年，后来我去苏州办事，竟在街头读到了印有相片的“通缉令”，方知那一对男女竟是该市市一级“当权派”，很有资格的老干部。据说动乱之后，他们又双双登上了很重要的岗位。而本弄那家人虽有掩护之功，也未生求报之心，照旧过着平庸俗气紧巴巴的小市民日子。
某一日我又回娘家，邂逅一位三十多年前的老乡邻。她已六十开外，富态得很有点臃肿，临走时取出一小布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