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魄人，以不同的生活意向沉湎在享乐之中。宋代的思想文化网络，对他们当然没有什么约束了，历史的喧闹声，社会的离乱相，充斥耳畔目下，那些静穆、深蕴的美学形态，已显得那样不合时宜，那样苍白无力，人们要求着对面直观，美视美听，强烈刺激，全能享受。这种审美要求，对戏剧艺术的成熟无疑是有利的。
这种艺人与艺人、艺人与观众的聚合，是在兵荒马乱、颠沛流离的大环境中实现的，伴随着许多强蛮的手段。请看，金人向宋廷下令：把多少演员、艺术家收罗齐，“令开封府押赴
军前”。这是一种多么横暴的聚合啊。贵族们急于享乐，当然不在乎艺术的尊严和前途；但是，当这些演员在军中强颜欢笑一番之后，被送到了后方，后方，有着相对稳定的社会局面，有着大量同行、不同行的艺人，有着比较浓厚的艺术享受兴味，那么，他们就可以有所创造了。艺术家的手脚是很难捆住的。女真贵族和蒙古贵族也许是用绳索把这些艺术家捆押来的，但当他们自己不得不忙于南下征战的时候，这些艺术家就舒开自己的心身投入美的事业了。艺术家的聚合能够造成观众的聚合，而艺术家和观众的聚合，将会焕发出多大的创造力，将会对其他艺术家和观众产生多大的吸附力！
再谈第二种聚合。
蒙古统治者铁蹄所及，中原文明遭到严重践踏。这种践踏，既是无形的，也是有形的。其中最为明显的表征，就是汉族知识分子的被轻贱，被蔑视，被遗弃。蒙古贵族所实行的是一种界线森严的等级统治，民族分四等，汉人、南人被压在低层；职业分十级，文士儒生竟屈居第九级，位于娼妓工匠之后，仅先于乞丐一步。与此相应，科举制度也被中止了七、八十年，统治者当时根本不想从汉族文人中选拔人才。这样一来，元代的文人，基本上处于贬之唯恐不低，条条道路堵塞的困厄境遇之中。真的无路可走吗？他们身边颇为繁盛的伎艺活动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四书五经已无须去诵读，唐诗宋词也成了相当隔膜的前代遗韵，他们也只好到百戏杂艺中去寻求审美享受。与那些刚从马背上跳下来的蒙古贵族不同，这些落拓文人终于发现了杂剧这一重要的审美天地。他们可从事的事情不多，常常到勾栏里去打发无聊闲散的日子，不久，他们又对演出产生了种种不满，于是也就看到了自己施展才能的余地，开始由欣赏者变为创造者。
从直接的因缘说来，文人涉足杂剧创作，有多种偶然因素。也许是应艺人之请，逞示才情吧；也许是毛遂自荐，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