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可以兑换成金子，而更多的则是用白银购买丝绸、茶叶、瓷器甚至猪鬃、皮革……等等东方特产品。
银子留在了大清，货物却被拉回了伦敦，这些货物在伦敦出售之后，政府和承包商得到的可是金本位的英镑啊！
这才是十九世纪东西方贸易的主要模式，也正因为如此纵观整个晚清市面上的白银越来越多，以银本位来衡量物价，你就会发现市场上的东西越来越贵了。
康熙年间四九城一套小四合院一二百两银子也就足够了，但是到乾隆年间同样的四合院就要八百到一千两纹银，而到了同治年间明明饱受战火摧残的大清，物价却更高了，那样的四合院没有三四千两白银是绝对下不来的。
还有一个旁证，红顶商人胡雪岩在杭州元宝巷里的豪宅，总造价就花掉了50多万两白银，而在康熙初年朝廷整修三大殿的拨款也不过一百多万两。
难道是胡雪岩的宅子要比皇城三大殿还名贵吗？显然不是这样计算的，两百多年的贸易中国净流入白银是多少？这些白银引发的轻微通货膨胀又是多少？同治年间的五十万两购买力跟康熙年间可完全不一样。
肖乐天清楚的看到了问题的核心所在，一方面是朝廷没有钱了，严重的赤字让中枢根本无法发挥正常的作用，试想一下一个连百官俸禄都要打折扣的朝廷，还能有什么威慑力？
而另一方面则是民间大量白银淤积，不是说中国没有钱，而是朝廷无法动员出来，这就是一个死循环。
朝廷需要钱，但是没有钱那就只能买官鬻爵包括加税，可是这种行为传导到民间自然会造成贪官污吏横行百姓苦不堪言。
赤贫的百姓就是社会动乱的源头，盗贼、强盗甚至叛军开始作乱地方，让原本就不好的地方经济更加雪上加霜，地方督抚们只能花钱采购武器训练军队去镇压。
这可好，原本应该递解进京的钱粮，在地方上就被花掉了，结果送到北京城的钱粮也就越来越少了。
你看看，压力又回到京师了，那么朝廷更没钱了，就得更加的想办法，他们能有什么好办法啊，无法就是加税和买官鬻爵，实在不行去找洋人银行拆借一点，可是最后还是得还利息。
结果朝廷更把压力传递给民间了，结果弄得民间更加苦不堪言更要反抗，结果地方更要镇压，这样的死循环一圈又一圈的往下转着掉，最后将清朝的国运彻底拖到了深渊。
肖乐天知道，其实这个死循环并非无法打破，这就跟三角债一样，只要有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