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农经济时代，或者说自然经济时代，国朝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不把人的时间，尤其是农民的时间当钱看——当然，这里特指的是“时间”，而不是“体力”，重劳力毕竟还是会被朝廷当成徭役，被豪绅当成雇工。但是如果刨除体力值的属性，光看一些费时间不费力的活计，就基本上没人把这玩儿当成生产要素算进成本里去了。
对于中国的古人，养猪只要没有支出饲料成本，那就相当于是零成本了。虽然这个零成本有很大的制约，比如五口之家只能养一头猪——因为一家人的排泄物和碾米时候剩下的最硬那层糠皮，甚至部分带着腋芽的秸秆上段，全部搜罗起来，也就只够一口猪最多加一条狗的食量。要是再多的话，那么这些零成本的垃圾饲料便不够吃了，猪这种本该不要钱白养的东西，也就会变成超级不划算的、居然要花钱筹备饲料的劣质家畜了。
只养不要钱的猪，带来了几个后果，第一，就是猪肉几乎没有进入市场，因为每家养殖规模都很小，所以直到宋为止，猪都没有进入屠沽的市场。都是穷人实在没别的肉吃，便捏着鼻子自己操刀宰了，忍着比羊肉臊臭好几倍的重口味吃了。虽然臭，但是对于吃不起肉的人来说，也还是不错的了。至于为什么口味重，看看这个时代的饲料，谁都能明白原因。
第二个后果，就是因为没有进入流通领域，富人也不吃，所以猪肉的烹饪技巧极为落后，给了萧铣钻空子改良惠民的机会。正如后来历史上发明东坡肉的苏东坡所言，“富家不屑食，贫者不解煮”有钱人不吃；穷人虽然吃，但是没文化，不会总结，烧不好。会稽老酒这种金贵的东西，即使是少量作为去臊味的佐料，也不会有穷人去想到放，别的一些香料就更不会用了。
第三个后果，就是即使有少数猪肉流入流通领域，但是因为规模小，而且卖方也势力薄弱，导致猪肉的“市场指导价”极为低廉。
大隋朝在北方关陇、河东、河北等地，草场尚算茂盛，羊肉相对普及，但是一斤羊肉都至少要换到七八斤粟米。到了南方，羊肉稀缺，即使是春荒时候稻米价格相对高企时，都要超过十斤米才能易一斤羊肉。如果是丰收后的季节，羊肉换到一斗稻米都是有可能的。毕竟相对于农作物来说，动物产品不受季节的限制，价格比较稳定，即使稻米丰收季米价跌了，肉价也是不会跌的。
在江东羊肉价高达十斤米或斗米易一斤肉的情况下，那些少数流入市场的猪肉，却只要平均两三斤米价就可以搞定了，竟然只相当于羊肉的四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