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季节的区分,从甲骨文中来看,商代一年只有春、秋两季。卜辞中多有“今春”、“今秋”,也就是今年的意思,这与农业生产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春种,秋收。
以春秋来表示一年,这种方法直到西周以后的诸侯国还在使用,着名的编年史《春秋》,其书名就来源于此。
但是这里的春,秋,同样的事件在不同的史书里记载可能是不一样的。
夏、商、周三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官定历法,可以简称为“三正”。这三者主要区别在于岁首不同。
到了东周,处于春秋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使用自己的历法成为时尚。
所以容庚曾在《商周彝器通考》举例:西周纪年,皆统于王,故云唯王某年某月。春秋以降,有用各国纪年者,如《厄公簋》云“唯厄正二月初吉乙丑”。《邓公簋》云“唯邓九月初吉”。
在王年的问题上,“唯王某年”则肯定是叙述西周的王年。
不然那就有可能发生下面的情况:
《春秋·隐公六年》记载:“冬,宋人取长葛。”,然而在《左传》中出现的记载却是:“秋,宋人取长葛。”
再如,《春秋·僖公五年》说“春,晋侯杀世子申生”,同一事件出现在《左传》中却成了“十二月”。
其原因就在于鲁国用周历,所以《春秋》也用周历纪年。当然也不能说《左传》使用的纪年方法发生了错误,只不过它用的是夏历而已。
这就是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使用不同的“三正历法”,独立纪年的现象。
这些对周至和安春佳搞的甲骨贞辞编年体系来说并不重要,但是对于商后青铜器而言,对于宋主任想搞的项目来说,可就非常重要了。
还是回到甲骨体系,商代的年,在甲骨文里叫做祀,商王要根据不同的时间举行各种不同的祭祀。祭礼过完一遍,一年的时间也就过去了,所以用祀来代表年。
因此历史典籍里说“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在甲骨文里也得到了验证,晚期卜辞中多用“唯王二祀”、“唯王八祀”的说法,只要是出现了“祀”,那就肯定是采用殷历的甲骨。
这也成了后世“年号”用法的初始,相当于“某王二年”、“某王八年”,对后世修史的的指导意义非常重大。
虽然没有明显的四季之分,但是殷人的年时定义却是从冬至日开始的,因此从其观察天象、历法的周密来看,应该知道分至的,否则间月无法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