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赵骏也当了五六年宰相之首，似乎积累了不少威望，但朝中不满他的大有人在，时常弹劾他的御史和谏官也不在少数，只是赵祯和赵骏都当耳边风而已。
如今只是又一波浪潮罢了。
他们都习惯了。
直接无视。
便在这股反对浪潮下，几乎翻不起什么风浪，赵昙成为了自开国将领以来，唯一被封的县侯。
而时间也慢慢地来到了庆历二年的年底。
从二月新政开始，到下半年秋税上来，让人意外的是，虽然农业税比之前还低，只有五百多万贯，可商业税却增加了许多，达到了3300多万贯，其中约1900万贯是商税和征榷，另外1600万贯是外贸。
要知道根据史料记载，南宋年间的外贸收入大概只占财政的百分之六，以南宋每年大概一亿到一点六亿贯的总收入来算，基本维持在六百万贯到一千万贯之间。
其中又以广州和泉州为主，加起来收入二百余万贯。
其余明州、杭州、温州、江阴、秀州等二十余个港口加起来收入也不过几百万贯，跟如今的北宋比起来，可谓是天差地远。
但二者其实完全不同。
一来南宋只算了港口贸易收入，没有算与金国、大理、西夏等国之间的陆上贸易收入。
二来南宋时期日本还没有发现银矿，也难以和大宋展开巨额贸易。
而如今大宋可不止做中亚的外贸生意，还同时与辽国、西夏、大理，五条贸易路线同时展开，又派使者前往中亚，多沟通中亚的阿拉伯商人，鼓励双方海贸。
所以从去年开始，海运贸易增长额就大幅度增长。
光广州和泉州收入就达到了三百余万贯，与日本之间年贸易额更是暴增至四千万两白银，是原来的八倍，也为朝廷带来了大概四百多万两白银的收入。
这样再算上其它市舶司港口，庆历二年一年海运贸易基本上有了接近千万贯的收入，达到了历史上南宋时期最高水平。
而且南宋没有加深与中亚的沟通，也没有发现日本白银矿，一千万贯收入就是极限。
现在可不是极限，随着贸易量增大，每年进出口上亿贯，光抽税就能达到一两千万贯都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因此可以说现在的海洋贸易蒸蒸日上，未来可期。
而除了海贸以外，路上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以及辽宋、夏宋贸易同样暴增，去年光辽国就从大宋进口了八十万斤硫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