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后六个月，沥川的健康状况渐趋稳定，开始恢复工作。我们仍然住在昆明，沥川每周会有两天飞往北京打理cgp的业务。但他的大多数设计稿是在昆明的家中完成的。我所属的翻译公司业务也很繁忙，笔译减少了，口译的任务却加重了，我亦频频出差。
结婚后，同事们都以为我会放弃工作做个全职太太，我一向做不惯闲人，沥川亦表示尊重我的选择。
那年七月，沥川应邀去意大利西西里岛参加一个建筑界的年会。在此之前他先赶往瑞士完成了一个商业中心的设计案。我则因为公司接了一个政府旅游团无法抽身，我们于是整整相别了两个月。旅游团的任务刚一结束，我便请了两个月的长假回瑞士。彼时沥川已交完图纸在西西里开会，他在吩咐他父亲的司机费恩来机场接我，让我家中等待四天，他开完会立即飞回来相聚。其实他很想偷溜，可是他的报告偏偏安排在最后一天，而且几位难得一见的合作伙伴听说他“出山”了，纷纷请他吃饭，他实在无法抽身。
苏黎世机场没什么大的变化。
飞机准点到达。为了避免等行李，我只带了一个最小尺寸的行李箱，里面装着我的手提、未完成的译稿和几本刚刚上市用来打发时间的小说。家里什么都有，我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拿。
过关顺利，我在出口处黑压压的人群中寻找费恩，没看见他。眼前站着清一色的瑞士人，我有点记不得费恩的长相。
蓦然间，我却发现了一张中国人的脸。
那眸子本来是漠然的，一见到我，笑意便如一杯水满满地漾出来。
居然是沥川！
我惊讶地飞奔过去，扑到他身上。
他将我用力一搂，在我额上重重地吻了一下，上上下下地打量：“是什么旅游团啊？晒得这么黑？”
“不能用黑这个词，得用麦色。”
“好吧，晒得这么麦。”
“王先生，麦不能做形容词——”我打趣。
他穿着一套纯黑色的西装，系着一条细细的银灰色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大约是开会的缘故，他穿着假肢，只拿了一只手杖。
不是说抽不了身吗，他居然早我一天赶回苏黎世。
“会开完了？”我问。
“没呢，我溜出来接你。跟我去西西里好不好？”他拉住我的手，“宾馆楼下有很大的游戏机室，你可以天天打游戏。得空我带你去看火山——活火山，还冒着烟呢。”
他像个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