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纪委的权力，不仅仅是有人事权。
沈青云还很清楚的知道，纪委甚至拥有财权。
通常而言，反腐败工作先由纪委介入，对腐败分子的立案和双规，就是启动反腐的开始。只有纪委查清了案子，其他部门才能介入。
而在查清的过程中，纪委通常对腐败分子采取的扣押财产、对行贿人收缴的保证金，往往通过财政转一下手，还是大多数返还给纪委作为经费。
换句话说，腐败越多，纪委的财务状况越好。
而扣押腐败分子多少财产，也完全是纪委一句话的事情。
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不过在沈青云看来，纪委权力真正巨大的地方，还在于他们手里有无线侦查权。
也就是说，纪委在反腐败调查时，可以采取双规等措施限制调查对象的人身自由，并且这种限制没有任何法定时限，这是公安和检察最羡慕的地方之一。
而在调查的过程中，纪检部门可以说一路绿灯，对任何部门、任何单位都有权调查，包括人们平常看起来非常强势的公安和检察，在纪委面前也只能算是小兄弟、弱势群体。
纪委在查案过程中，可以不经任何法定程序，随时传讯任何人。
更重要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对纪委的调查权有任何约束。
也正是这种侦查权的无限性和不受任何法定监督的特性，使得纪委的一些官员自我感觉良好，少数人甚至有天下之大舍我其谁的感觉。
更离谱的是，虽然纪委只是一个调查者和党内处理的决策者，但实际上，它的触角深入到了司法领域。
对于腐败分子以及相关涉案人员的处理，纪委如果决定不移交给检察院，那么哪怕腐败再严重，司法机关也无从追究此人的刑事责任。
对于被调查对象的最终处理，纪委可以内部和法院、检察院打招呼，要求大致判到什么程度，法院不能不听。
甚至，在法院的不少反腐败案卷材料中，会有纪委赫然盖章的公函，称某某被告人“配合调查”、“有功”云云，要求不起诉或者轻判，这些公函，胜过律师的万句辩论，甚至有一言九鼎之效。
也正是因为如此，后世对于纪委的权力，也予以了一些削弱。
比如